刘梅生：新时代 新感悟

——写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

刘梅生

我生于1936年1月。今年已83岁，亲身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70年来历史演进的全过程，亲眼见证了1949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从“三座大山”压迫下站了起来；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中国人民逐渐由贫变富；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同志的领导下，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发生历史巨变，终于迎来了今天的新时代。我的人生经历印证了这段历史变化的全过程，因此感悟很多。

我是河南正阳县人，家乡解放时刚满13岁，正读初中二年级，那时国家急需干部，初中生就成为一支重要的后备力量，于是中共正阳县委把部分学生组织起来，学习革命理论，进行训练培养。记得当时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而斗争》等著作，这些革命理论对一个初中生来说，比较深奥。但一些解放区南下的老干部，结合革命实践，讲起来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学习结束时，县教育课课长在我的学习总结上写有“政治觉悟高”几个字，对这个评语，当时虽不怎么理解，但知道这是“好话”，是肯定，从此我更加积极向上。县委组织部分师生参加夏征宣传队、清匪反霸工作队，奔赴农村宣传发动群众。在乡下巡回演出《兄妹开荒》《王秀鸾》《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血泪仇》《刘胡兰》等革命传统剧目，宣传发动翻身农民开展剿匪反霸斗争。这些革命实践活动，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像剧中喜儿、杨白劳、刘胡兰他们的苦难生活，唤起了我的阶级同情，爱他们所爱，恨他们所恨。宣传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每到一处演出，都受到热烈欢迎。

在剿匪反霸斗争中，我受到的教育更深刻。作为工作队队员被派驻到油房店乡两半截王庄村，达数月之久，白天外出组织儿童团、妇救会，夜晚和成年队员一起站岗放哨。村里有一个恶霸地主潜逃了，为了弄清他的踪迹，工作队派人多次夜间搜索。有时队长为了锻炼我们这些“小鬼”，有意将我们带去，每人发给一只短枪叫“撅把子”，让我们站在远处站岗放哨、观察敌情。全县第一次公审大会在王牌寺召开，枪毙恶霸地主刘锡禹。苦主们纷纷登台诉苦，历数他是怎样逼死他们的父兄，杀害他们的儿女，边诉边哭，痛不欲生，真是字字血、声声泪呀！农民的苦难生活引起我的共鸣，我的思想感情在发生变化。驻村生活结束后，我被评为工作队乙等模范，并于1949年11月被接纳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母亲认为我年龄幼小，文化太低，不让我继续留队工作，希望我继续求学。她说：“解放了，世道在变化，共产党也需要文化人，你初中还没毕业，怎么适应将来的社会？我再苦再难也要供你读大学。”就这样，我又重返学校读初中三年级。边学习，边参加各项社会活动，打腰鼓、扭秧歌、演戏剧，成了学校的活跃分子，当上了学生会副主席，并以学生代表的身份出席1954年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它是正阳县召开的各界人士的代表大会，我是大会唯一的学生代表。初中毕业后，我同时报考信阳师范和信阳中学两所学校。双双被录取，因为想读大学，便选择了信阳中学就读。三年的高中生活，我逐渐走向成熟。知道父亲原来是中共党员，是被国民党正阳县党部书记高贺斋派人逮捕、迫害致死的，深仇大恨全家人牢记在心。新中国成立前母亲一直在寻找机会替父报仇，她曾收藏一只手枪，并告诉过我，新中国成立后，高贺斋被人民政府镇压，我动员母亲交出枪支，支援抗美援朝，受到县政府表扬肯定。当时高中已开始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并培养积极分子，我就是少数培养对象之一。1952年被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河南省地方委员会聘为信阳总支、第一分支部学习辅导员，发有证书，该证书至今保存完好。

1953年秋季，经国家统一招生考试录取，我有幸成为一名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高等教育处于调整变革之中，致使我的大学生活铸刻着永远抹不掉的时代烙印。刚入校时，我佩戴着“平原师范学院”的校徽，其实我的录取院校专业则是河南省师范学院二院（新乡）历史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平原区刚刚撤销，将原来平原省省会的新乡划归为河南省管辖。中央教育部决定，平原师范学院与河南大学的一部分合并，更名为“师范学院二院”（新乡），河南大学的另一部分改为“河南师范学院一院”（开封）。校徽还没来得及更换，新生便匆匆进校。当我读完二年级的时候，恰逢高校进行院系调整，二院的文科师生迁往一院，我又乘车东去开封，成为河南师范学院一院的学生。时隔数月，上级决定一院更名为开封师范学院、二院更名为新乡师范学院，我最终佩戴着开封师范学院的校徽离校。四年中经历了“四易校名，两地就读”的情形。读大学期间，通过马列主义理论及历史专业知识的学习，开始对人生、对社会进行深入思考，思想在升华，境界在提高，人生观、世界观正发生着变化。坚信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希望；中国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前途；自己只有献身共产主义事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才会具有真正的生命，才会找到人生的真谛。1954年，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申请书。在追求入党的过程中，我经历过曲折：1953年由于港台关系（我的姑父在台湾），我被取消了留苏预备生的资格；1957年被改变了毕业分配去向，原决定留校，后被分配至信阳地区；1966年“文革”中被划为保皇派遭受批斗。

1975年7月，开封师院信阳分院成立，地址暂设在信阳师范学校院内，校门挂有“信阳师范学校”“开封师院信阳分院”的校牌。当年秋季招收大专生，分专业学习。当时正在信阳师范学校任教的我，被通知教分院75级政治专业36名学生的《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两门课程。我手头无教材，无资料，无参考书，一切靠自己应对，仓促上阵，心急如焚，好在我正值年富力强，已有20年的教学经验，经过努力，最终完成了教学任务。1978年，开封师院信阳分院正式更名为信阳师范学院，我成了信阳师院政治系的一名教师。当时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多为“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有的是下乡返城知青，有的是转业复员军人，均具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及实践经验，综合素质高，求知欲望强。面对这样的学生，我不敢懈怠，参阅手头仅有的图书资料，全身心投入，唯恐讲授的知识浅显了，达不到高等院校的专业水准，满足不了学生的要求，时时处处留意用心，充实丰富自我。该班学习委员，曾任信阳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的高建社同志，毕业30年后的某次聚会，他取出当年听课记录的历史课堂笔记，以及由我编写印发的参考资料，展示给大家看，并说：“老师当年认真教书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1978-1995年，我先后去郑州、开封、北京、安徽、广东、广西、新疆等地参加大型学术研讨会，交流成果，开阔视野，获取知识，向同行学习，向专家求教，增强自信。系里多次组织观摩学习，同仁对我的教学效果给予充分肯定，我被指派为历史教研室主任。不久，获得了学校颁发的首批优秀教学成果奖。这些生活无一不在激励、鞭策自己，我没有辜负事业、愧对学生，经过多年锻炼，逐步站稳了高校讲台。

从1954年递交第一份入党申请书，直到1983年6月，终于被接纳为一名共产党员。党总支书记把这一消息告知我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30年，整整30年啊！从历史长河看似短暂的一瞬，但人生能有几个30年，在这30年里，国家发生多么大的变化！而自己在历史的曲折反复中经历了多少磨难！但我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伟大真理，坚定理想信念，执着追求才有今天。入党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是新征程的开始，是我的新生，特别像我这样一位年过半百才跨入党的大门的人，自然生命已面临壮年向老年的过渡，政治生命则如出生的婴儿，我努力调整两者之间的差距，争取延缓自然生命的老化，促进政治生命的成熟。我深知一位中年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应肩负的责任。之后我担任政治系副主任、主任，晋升为副教授、教授。被河南省人民政府授予“人民优秀教师”称号，被选举为信阳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被曾宪梓教育基金授予高等师范院校首届教师三等奖。退休后被学校聘为教学咨询文科组组长，2015年，年满79岁又被聘为首批河南省青少年宣讲团团员，同年7月31日，父亲刘一帆百年诞辰之际被国家民政部评定为烈士，我被认定为烈属。

十八大以来的5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5年，习近平领导全党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变革，可以说是改天换地、地覆天翻。社会在进步，人民得实惠，我就是受惠者之一。我的父亲刘一帆，中共地下党员，1944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被活埋于安徽省临泉县的王大湾。鉴于时代条件限制，一直没能认。遵照正党研函﹝2014﹞1号：关于革命先烈刘一帆▪墓志撰写的函，我于2014年11月12日（农历十月初一），偕同老伴、子侄及亲属返回祖籍：河南省正阳县寒冻乡堰北刘村，参加了纪念碑立碑仪式。在仪式上，我做了简短发言：“爸爸一生很短暂，只活了29岁，但你为我们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身为共产党人，在国难当头之时你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乡里乡亲谁有困难，你都会无私接济。民族危亡之际，你积极配合中共地下党组织，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与以高贺斋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因而他视你为寇仇，多方予以谋害，你终被逮捕下狱，遭受活埋。”2015年7月31日，父亲被河南省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我被批准为烈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了烈士证明书。

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召开时，我便早早地坐在电视机旁，认真聆听习近平同志所作的十九大报告。耄耋之年，欣逢盛世，无比兴奋喜悦。新时代，新思想，新征程，新使命，我决心在有生之年，继续追寻历史运行的方向，不忘初心，不负先辈，坚定理想信念竭尽绵薄之力，继续前行。

（作者系信阳师范学院离退休教授）（来源：《信阳师院报》第54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