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景明是载入史册的文化名人，是信阳的名片。景明园是文化遗迹，也是信阳师范学院的重要景观。我校文学院正在整理和研究何景明的诗文著作，并先期拿出《何景明传》，这是一件大好事。我能为《何传》作序，并在第一时间内读到《何传》的初稿，甚感欣慰，同时也为《何传》的出版表示祝贺！
信阳是一个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地方，从古至今，名人辈出，何景明就是众多历史名人中的佼佼者，他是继司马光之后最具影响力的信阳籍文化人和文学家，是明中叶“前七子”领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和地位。通过阅读，我们仿佛看到了五百年前曾经在这片青山绿水间生活与学习的何景明，这里刻印着他怡情山水、挥毫赋诗的足迹。他的短暂而富有传奇的人生值得我们师院学人去追思、去学习和研究。
何景明英年早逝，虽然只活了三十九岁，但他的人生贡献是多方面的，并“不独以词章名世”。可以从三个方面对他的人生贡献进行追思和概括：一是做人；二是做文；三是重教。
在做人和做官方面，何景明首先以国家的利益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因性耿直，不事迎奉权势，以致仕途不顺，入朝十二年不曾升职。但他却从不计较这些，始终把国家的利益和朝廷的命运放在第一位。正德二年，因武宗皇帝贪图享乐、不理朝政，宦官干政，在朝廷里掀起了一场以反刘瑾为首的“八虎”行动，何景明已预测到反“八虎”可能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但他不考虑个人的安危，积极投入其中，并写出《上许太宰书》，呈请吏部尚书许进给予支持。正德九年，他对武宗收畜义子和宠用審僧的作法感到有背义理，会给大明王朝造成危害，于是借乾清宫发生大火之机，向皇帝上疏，写就《应诏陈言治安疏》，直陈利害、制之义理，以期引起皇帝的警戒，却没有考虑到会引起皇帝的震怒而遭到贬谪。而在正德七年，蒙古小王子犯边、国内多处农民起义，因皇帝不理朝政，国家内忧外患，心力憔悴的内阁辅臣李东阳请辞致仕。何景明忧国忧民，深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不顾自己人微言轻，以自己在京中文坛的影响，写成《上李西涯书》，陈言挽留李东阳，以致李东阳深受感动。何景明一心为国家的利益着想，从不考虑个人得失的高尚人格仍然具有积极意义，是值得后人称道的。其次，何景明十分重视孝行和亲情。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根，何景明可谓是中国孝行的典范。他的父母在同一年的同一个月双双离世，他痛不欲生，为父母守孝期间学先贤居奇庐，寝苫枕块，食糜粥至断七；他的兄弟情，姐弟情和夫妻情十分深厚，大哥景韶病逝，他为其奔丧，痛哭不止，每逢春节和清明节都要为先人、亡兄和亡妻悼亡；他与姐姐景晴和姐夫孟洋感情深厚，不管他们走到哪里，都是他内心里牵挂最多的。他在孟洋量移汶上时所写的《怀姊》诗中道：“逐子东归日，輶轩惜路岐。那堪骨肉泪，……庭闱欣见汝，千里重于思。”足见他与景晴之间的姐弟情深。在陕西任上，他的二哥景晹和三哥景晖去看望他时，已经病重的他身体突然像好了一般，感受着亲情给他带来的欢愉，使他忘记了病痛。他在《送兄二首》诗中有：“两兄憐小弟，千里会长安”。“风蓬皆万里，骨肉我三人”等句，读罢感人至深，令人动容，也体现了何景明重视兄弟姐妹情深的传统美德。其三是尊敬师长，始终怀着一颗对老师的感恩之心。在他的求学和入仕经历中曾经得到过李纪、李翰、林翰、刘瑞和李东阳等人的提掖和帮助，他入仕后对他们的师恩铭记不忘，多有书信寄赠。弘治八年，十二岁的他随父到渭源读书，临兆知府李纪对他十分欣赏，待之如己出，延师与其子汝佐同读，并亲自指教，这种师父情使何景明永生难忘。正德十年，当他得知李纪病逝的消息，悲恸不已，为师父作《墓读铭》，之后又作《祭李默庵先生文》曰：“正德十年四月，中书舍人何景明闻默庵先生李公之丧，哭之逾旬……”可见他对恩师之情犹重父母，实属难能可贵。他与内阁辅臣李东阳虽然没有直接的师生关系，但他对李东阳的礼敬和尊重胜过师恩之情。在李东阳六十五岁寿诞时，他寄《寿西涯相公》诗为其祝寿；李东阳逝世后，他又作《怀西涯先生》，寄托着他对李东阳的深切怀念。其四是重视朋友情谊。何景明为人谦虚谨慎，能够诚恳对待和尊重每一位和他交往的文友和后进文人，因此他的身边总是团聚着一些知心朋友和才气横溢的年轻文人。特别是在与李梦阳的交往中，他始终将李梦阳当成自己的师友，尊重有加。当李梦阳多次入狱，他也多次为其奔走和上书施救。在他与李梦阳交恶后，总是想方设法与李梦阳修好，却得不到李梦阳的谅解。正德十四年，他在陕西任上得知李梦阳为朱宸濠题“阳春书院记”事发，再度入狱时，何景明不计前嫌，再度给京中的文友写信为其讼冤和施救，以致李梦阳能够很快出狱。何景明临终前还想着要与李梦阳修好，提出请李梦阳为其写《墓志铭》，他也许知道李梦阳不肯为之，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是向李梦阳发出了道义上的约请。这种真诚待友、不计前嫌的宽大胸怀充分展现了他的人格魅力。其五，不畏强权、鄙荣利，为官清正廉洁是何景明做人的基本准则。正德七年，何景明复职回京后，名气日盛，皇帝宠幸的义子钱宁慕其名，想与之结交，持古画请何景明题字，何景明掷还之道：“此名画，不可沾污！”师御史客死京中，家贫不能具棺木，权幸太监廖鹏为讨好结交名人雅士，捐赠一棺，何景明拒之曰：“吾友平生不苟受也，岂可因其死而污之地下哉！”自己集约文友捐资为师御史办了丧事。在陕西任上，权幸太监廖鹏弟廖銮镇守关中，其侄廖铠依仗权势，鱼肉乡里，无恶不作，经常鞭笞路人，见了省台的官轿从不下马、也不让路。何景明从不畏惧这些，当他遇见此恶少见他的官轿不下马时，便让随从将其拉下马，以鞭笞之，狠狠教训了一顿，此恶少从此便有了收敛。出使云南时，云贵边区君长见他是朝廷史臣，特赠犀角、象牙等珍宝，都被他坚决拒绝，使陪同的熊太监不被理解，同时也大受感悟。主政陕西的教育三年，学子们的家长见何景明为陕西的教育辛劳奔波，日子清贫而艰苦，纷纷为其送钱送物，都被何景明一一谢绝。陕西的老百姓言称何景明是陕西任上历年来少有的清官。他病重辞官归里时，随身所带的奉银不足三十两，可见这是何等的清贫？他重气节，鄙荣利，不惧强权，为官清贫一世的人格精神无不让人感叹和感动。
在文学创作方面，何景明始终客观公正地看待文学创作的多重性，重视文德及品性，善待后进文人的不同观点和文学主张。初入京时，因其诗才受到当时已名贯京城的李梦阳、边贡等的欣赏，很快便融入到了以李梦阳为首的京城中的气节文人群体中，和康海、李梦阳等一道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主张，反对当时台阁体“啴缓冗沓”、“雍容间雅、粉饰太平”等脱离现实的腐糜文风，致使“天下文士翕然从之”。这时的何景明在“七子”文人中年龄最小，且诗的格调高雅清亮，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很受当时京中气节文人们的推崇。李梦阳就曾有“是时少年谁能文，太常边丞何舍人”的诗句赞颂何景明等。很快何景明便在京城文人中立足，且呼声高涨，与李梦阳并称“李何”而成为“前七子”的领袖。何景明之所以能够很快在当时的文人中奠定其领袖地位，除他的诗歌创作成就外，还与他的文德和诗风品性有关。首先是他具有谦虚做人的品德。明代弘正年间，是个名家荟萃、人才辈出的文学创作的鼎盛时期，何景明与这些文人间的关系相处融冾，多有唱和。他尊李梦阳为师友，对康海、边贡、王九思、顾璘、何瑭等亦是尊重有加，因此他在京城文友中有很高的声誉。正如康海在《大复集》序中所言：“一时能文之士，凡予所交与者，不可胜计，予顾独以仲默为难能。”以致到正德十二年后，李梦阳与何景明因文争而分襟时，一时倾何者甚众。其次，在文学创作上，何景明一直遵循着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重视文学创作的灵活性、多样性和创新，他的诗歌创作也多以反映社会现实题材为主。在文学复古问题上，他针对李梦阳的守古法而不可变的观点提出：“推类及变，开其未发；泯其拟议之迹，以成神圣之功”的尊古法亦应有创新的观点。反对“铸型缩模，而独守尺寸”的“刻意古范”；提倡“富于材积，领会神情，临境构结，不仿形迹”的灵活多样的创作手法。（《与李空同论诗书》）他的这种“尊古而不守古”的思想在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也从他后期创作的大量诗歌中得到了印证。其三，积极扶持后进文人的创作，能够接受他们的新思想，并对自己早期的创作进行了反思。何景明复职后的正德六年至十二年间，京城里汇聚着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后进文人，如杨慎、薛蕙、戴钦、李濂、陈沂、胡侍、刘储秀、张治道、孙继芳、张诗、王廷陈等，这些文人都与何景明打成一片，相互唱和。特别是受到以杨慎为首的“六朝派”诗人和“西翰林”等后进诗人的影响，何景明后期的诗歌创作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他在《明月篇》自序中写道：“由此观之，子美之诗博涉世故，出于夫妇者常少，致兼雅颂而风人之义或缺，此其调反在四子之下与？”他由专宗杜甫转而兼及初唐四子，并指出了杜诗中的不足，而这一诗学思想的转变受到后期文人的大力推崇。
何景明不仅是文学家，也是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贯穿其文学思想和诗歌创作之中，重视“文以载道”和“经世致用”之学，“疏通文学与经术的源流，将秦汉盛唐文学与宋元以来的关学相衔接，阐明‘文以会道、广道以成教’之旨趣。”（饶龙隼《何景明诗选》前言）他对教育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把从严治教作为正本清源之根本。他督学陕西的第一要事就是整顿陕西教育中存在的腐败废驰之风，整顿地方学正、教谕的教育作为，从严治教；要求所属州、俯、县各级地方长官以教化民众和人才培养为第一要务。其次，提倡教育公平，要求平民子弟同样接受教育。陕西地域辽阔，一些州县偏远分散，且山路难行，往届提学因其畏难从不去偏远州县调试诸生。何景明到陕西后不畏艰辛，跑遍了大半个陕西，调试偏远县分的生员，使一些贫困生员有机会入学和参加科举考试；并大力发展偏远州县的乡学和社学，使陕西的教育公平得到了改善。其三，改革教育与教学中存在的弊端，认为以八股文取士不利于培养经世治国之才，必须在课程和教学上进行改革。他编写《学约古文》三卷作为正学书院的教材，并亲自给学生上课，要求学生领会诵读，以此提高生员的实用能力。其四，提倡“教人以德行道谊为先”，重视立德树人，并把先贤的德教思想贯穿在他的整个教育思想之中。如他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所言：“仆观尧、舜、周、孔、子思、孟氏之书，皆不相沿袭而相发明，是故德日新而道广，此实圣圣传授之心也。”他的这一德教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仍然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何景明是信阳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升起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五百年前，他与李梦阳一起开一代文风，成为一代文宗；五百年后，他的人品和文品以及他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粹的人格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信阳人，也是信阳师范学院的每位学子应该学习和弘扬的。追溯何景明的生平，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久远的人文传统，让我们看到的是这所学校与历史、与这片土地的密切联系。整理、研究何景明的事迹、文献资料，既是一种学术工作，也是校园文化建设。
韩文根教授怀着强烈的责任感，数年如一日致力于何景明研究，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对何景明的人生轨迹进行了细致的梳理，笔耕不辍，终于完成了洋洋30万字的《何景明传》，应为何景明第一部传记，是何景明研究的重要文献，也是对我们校园文化的重要贡献。《何景明传》以详实的史料再现了何景明的一生，读罢令人深思，也让人感动。
（《何景明传》由信阳师范学院韩文根教授著，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